|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簡介 | |||
| 行動研究 | |||
| (2012-6-13) | |||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卡爾.馬克思1 理解事物最好的方式是嘗試改變它。 ——庫爾特.列文（Kurt Lewin）2 我不知道如何在開頭說一段漂亮的話來引起大家對於本文的注意，於是仍舊有些老套地提上馬克思那句名言。 放在一起的還有行動研究先驅，德裔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列文於二十世紀初期寫下的座右銘。 這兩句話都指向“改變世界”，但是它們的潛台詞是不同的。 於前者，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似乎是兩件事；於後者，理解世界和改變世界是同一的過程。 理解世界和改變世界的同一性成就了行動研究獨特的立場，也正是本文的著眼點。 為什麼關注行動研究呢？ 因為行動研究解開了我的困惑。 傳統的人類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在理論與實踐之間，研究與行動之間，存在著溝壑。 行動研究則試圖立足實用主義哲學等哲思，填補這一溝壑，或者說，點破這個溝壑的幻像。 用更具有中國味兒的話來說——當我們慣於宣稱“知行合一”的時候，往往忽視了“知”與“行”之間廣闊而復雜的空間，沒有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行動研究則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 本文無意，也沒有能力對行動研究做出全面評判，只想圍繞行動研究在“理論與實踐”，“行動與研究”問題上的突破，釐清對行動研究已有的認識，給自己一個行動的支點。 一，關於行動研究的名稱，歷史及定義 行動研究有很多名稱，在英語詞彙中，常見的有Action Research (Greenwood and Levin 1998, Reason and Bradbury 2001),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Fals Borda 2001), 以及Action Science (Friedman 2001) 等等。 不同的名稱表示不同背景的學者對於行動研究的理解有著些許差異，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認同。 本文不涉及不同流派之間的區別，大而化之，採用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一詞。 行動研究並非一門學科，也不隸屬於某一特定領域，它一種跨越學科界線的研究立場與研究路徑。 通常，機構研究（Organization），；發展學(Development)，比如城市/農村貧困，農業問題；人類學；教育；經濟；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組織行為學；社區研究；社會衝突；家庭暴力；殘疾；女性問題；移民研究，等等都是行動研究適用的領域。 （Greenwood and Levin 1998: 5, Brydon-Miller et al 2003: 12, Park 2001:81）以大學為依託的行動研究機構在全球都有所設立，目前所知，行動研究在歐洲，北美，澳大利亞，和南亞的發展尤甚。 比如英國協作行動研究網絡(the UK-based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Network: CARN)，康乃爾大學的康乃爾參與行動研究網絡(the Cornell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Network)，悉尼大學,參與研究在亞洲(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Asia )等等。 （Brydon-Miller et al 2003: 17） 不僅從共時看，行動研究廣為應用，涉及各種領域，造成其理論的複雜性，從歷時看，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下的行動研究也有著不同的源頭，形成行動研究非線性的發展脈絡。 （Greenwood and Levin 1998:5）雖然如此，在眾多英語文獻中，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列文（Kurt Lewin）被默認為行動研究的先驅者，也是他第一個提出“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這一概念。 在承認忽略了其他地區行動研究淵源的前提下，戴維.J.格林伍德(Davydd J. Greenwood)和默頓.列文(Morten Levin) (1998: 15-31)認為，根植於西方工業歷史的行動研究起源於庫爾特.列文在二戰期間於美國康乃爾大學進行的工作。 作為一個社會心理學家，列文感興趣的是社會變遷，將社會變遷的過程分解為拆分社會結構，改變社會結構和鎖定社會結構三個步驟。 此外，他還對於團體動力學(Group Dynamics)有所研究，提出“T組”模式的概念。 列文的理論和行動使研究者從疏遠的觀察者身份，轉變為具體問題的解決者。 在二戰之後，英國為了重建工業體系在倫敦設立了泰維斯托克協會(Tavistock Institution)。 當時，改進的技術仍舊無法提高煤礦產業生產率，因此該機構試圖根據列文行動研究的經驗設計，實施工業民主方案(the Industrial Democracy Project)。 最終由於條件所限，工業民主方案沒能在英國得以展開，卻被一位來自挪威的學者聞知，介紹到挪威，在挪威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由此看來，行動研究誕生於在具體應用中的理論，或者說，在具體理論中的行動。 那麼，到底什麼是行動研究呢？ 不同的學者會為行動研究下不同的定義。 筆者見到以下三種： 1參與式研究是一種以行動為導向的活動。 在此過程中，人們處理日常生活中產生的需求，同時，生產知識。3 2行動科學，是一種結合了知識生產和應用的社會實踐形式，其目的是為了促進對於個體和系統的學習，以及個體或系統之間相互的學習。 這種實踐具有獨特性，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行動科學試圖消除社會科學理論/研究與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專業行動之間日漸增大的隔閡。 4 3彼得.李森(Peter Reason)和希拉里.布拉德博雷(Hilary Bradbury)給出了一個更為具體的定義。 行動研究是一個為了發展實用知識，追尋人類有價值的目標的參與式的，民主的過程。 它根植於參與式世界觀，我們相信這種世界觀正興起於我們所處的歷史時刻。 在與他人共同參與的過程中，行動研究將行動與反思，理論與實踐整合在一起，旨在求得能夠實際解決困擾人們的問題的方法。 更進一步說，在普遍意義上，行動研究以人類個體和團體繁榮為目標。 5 第一個定義強調了行動與知識生產過程上的同一性。 第二個定義也指出了知識生產和應用在行動研究中的相互結合，並強調了行動研究的實踐性，參與性。 同時明確提出行動研究有益彌補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缺口。 第三個定義更為詳盡，深刻，囊括了前兩個定義中的要素：行動以解決實際問題，參與，知識的生產與應用，理論與實踐；並補充了行動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性質：民主過程，揭示了行動研究的哲學基礎，賦予行動研究深層次的社會意義。 以定義為出發點，下文從參與式世界觀，知識與行動，理論與實踐，參與和民主，這幾個相互聯繫的方面來定位行動研究。 這四個方面分別涉及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 二，行動研究的理論基礎 如果要說行動研究的理論基礎，就不得不提及彼得.李森和希拉里.布拉德博雷彙編的《行動研究一覽：參與式調查和實踐》(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ory Inquiry and Practice )。 該書於2001年出版，收錄眾多行動研究流派最近幾年關於行動研究理論，實踐，實例，技能方面的論文。 事實上，由於各處行動研究紛繁的形態，從事行動研究的學者，或者說，實踐者，清醒地意識到，應該對非學科的行動研究從理論上加以整合，使得行動研究不局限於一時，一地，一個項目，達到某種程度的普遍性。 《一覽》就是一種努力，一種對各種理論，實踐加以匯聚、呈現的努力。 另一方面，這也告訴我們，行動研究在不斷的發展中，不同語境中的行動研究成果都將為行動研究大家族添磚加瓦。 （一）參與式世界觀(Participatory Worldview) 西方語境下的社會科學研究一直基於實證主義的世界觀。 實證主義認為，世界獨立於研究者而客觀存在。 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是分開的。 人類可以運用理性分析，通過經驗方法認知客觀世界。 同樣，研究者可以通過科學的方法描述世界，解釋因果關係，到達真理。 (Greenwood and Levin 1998:68,Reason and Bradbury2001:4,Brydon-Miller et al 2003:11) 在這樣的前提下，如果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參與到了所研究的事物中，那麼，就會有損研究本身的客觀性，有效性。 (Gustavsen 2003:155)如今，以追求“客觀真理”為目標的社會科學研究仍舊佔有很大的空間，但是，這種觀點除了在操作上繼續存在外，在理論上，已經死亡。(Gustavsen 1996:7)6 這種“死亡”體現在後現代理論對於實證主義肯定性的批判上。 後現代理論反對世界是“彼在的”(out there)，認為世界是在不斷的符號建構中得以存在。 就算是自然科學的定律也需要人們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用語言來理解。 後現代理論對於一切宏大敘事採取懷疑態度，文本之外沒有所謂絕對真理。 後現代理論要求我們解構並超越我們想當然的假設和習慣。 另一方面，後現代理論還強調了知識與權力的密切關係。 在特定的文化和政治氛圍中，知識的產生過程構建了有利於權力者的真實世界。 (Reason and Bradbury 2001:5-6,Reason 1998) 對於行動研究者來說，他們雖贊同後現代理論對於實證主義的批判，卻不滿於後現代理論過度的相對主義立場。 這種立場對於徹底的批判與解構是有很大的力量的，但是其建設性極其有限： 然而，從行動研究的角度看，我們發現，解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對於“文本”隱喻的強調是裹足不前的。 對於語境，文本，敘事，表現的危機性的關注有很多；而對於所有這些和行動中的知識的關係卻鮮有人問津。 也無人問及“文本”究竟是為何而生。 正如同樣在後現代傳統中揮毫的雷色所告訴我們的：“有關行動的問題……在後現代語境裡，在很大程度上仍舊缺乏關照。(Reason and Bradbury2001:6)7 行動研究者在此基礎上提出參與式世界觀。 這種世界觀承認一個給定的宇宙(given cosmos)，或者說，原初的現實世界(primordial reality)，同時，人類並非存在於這個給定的宇宙之外，而是積極參與(participate)其中。 現實(Reality)是給定宇宙和人類身心(bodymind)互動協同創造(co-create)的結果。 正是通過人類對於既定宇宙的參與，我們與我們稱之為大樹，岩石，人，靈魂，等等的“他者”(the Other)會合。 這個世界是我們所參與的世界，通過我們的勾勒而顯現其模樣，其客觀性相對於認知者的主觀視角——現實是一種主觀的客觀，由參與所要認識的世界的認知者不斷塑造。 由於給定的宇宙在本質上是此在的(fundamentally present)，我們只有通過我們對它的塑造和感知來認識它。 我們存在的本質特徵就是參與：人類心智積極地參與到給定的宇宙中，這種參與造就我們所經驗的現實。 既然我們是整體的一部分，是其中的行動者，那麼，自然地，實踐具有根本意義上的重要性。 考慮到我們參與的本質，我們自初始就已經身處於給定的宇宙中了，並仍在不斷的運動。因此，對於行動研究者來說，實踐的求知(practical knowing)是根本的目的所在。 (Reason and Bradbury2001,Reason 1998) （二）認識論：理論與實踐，知識與行動 行動研究的認識論體現了“參與”的實踐性和過程性，並且繼承了實用主義的觀點。 首先，從實用主義出發，思想和行動的真實性、公正性和價值應從它們的實用性、可用性和有效性來判斷。 因此，知識和理論的價值只體現在它們能否使我們更有效地行動。 (Brydon-Miller et al 2003:11, Reason 2003:104-111, Gustavzen2003: 155-158) 另一方面，我們時刻參與構造世界的本質，決定了知識和理論能夠而且應該從實踐中產生。 在這裡，知識，是一個正在進行的動詞(Knowing)而非名詞(Knowledge)，暗示著一種植根於日常生活經驗的正在展開的“得知”(coming to know)。 (Brydon-Miller et al 2003:14，Reason and Bradbury 2001:2)這樣，知識和理論的產生和實踐合為一個開放的，不斷運作的過程。 Peter Park對知識作了深層次的描述，把知識分為三個類別。 體現因果關係的是功能性知識。 比如，災難是導致貧困的原因。 詮釋性知識強調個人對於事物的不同理解。 功能性知識和詮釋性知識一起被稱為表現的知識(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因為這種知識是對事物的再現。 表現的知識為我們形成把握世界的能力提供了基礎。 第二種是源自人與人之間聯繫的關係的知識(relational knowledge)。 關係的知識使我們感受到自己不是孤立的，而是整體的相互聯結的部分。 第三種是反思的知識(reflective knowledge),要求人們批判地分析，評價自己生活中的道德觀，價值觀，和行為。 反思的知識承認這樣一個前提：人們有足夠的自由和自主性，為自己積極地和負責任地行動。 在行動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自己的力量，認識世界，明確自己是誰，可以做什麼。(2001:81-91) （三）方法論與原則：參與和民主 基於認識論上知識與行動，理論與實踐的關係，Friedman認為行動研究在操作上有以下幾個原則和步驟(2001:160-162): 1 建立實踐團體中建立研究團體 行動研究是實踐中的研究(research in practice)，而不是對於實踐的研究(research on practice)。 團隊的成員之間不區分專業者和普通人，因為我們都是“參與者”，通過實踐解決問題，生產知識。 因此，也就沒有所謂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研究者和實踐者，專業知識和大眾常識(popular knowledge)的區分。 研究實踐團體的建立意味著參與者要在問題發現，解決方法，價值取向，規則，行動過程等問題上通過平等互動取得共識。 在這個原則上行動研究者的意見一致。 (Reason 1998,Gustavsen 2001:28,Park 2001: 81) 這個原則實際上體現了民主要求。 民主是行動研究得以實施的關鍵，也是難點。 民主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參與者之間的關係，一個是行動研究的目的。 關於目的，在後文中討論。 這裡，民主的標準是，行動研究應保證每個參與者在問題需要決定的時候有發言的權利和能力；參與者之間保持共存，平衡，協作的關係。 (Reason 2001:9，Greenwood and Levin 1998:77-78) Stringer提出了幾個具體的準則(1996:26-35)。 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應該平等，和諧，避免衝突，解決衝突，協作而不是競爭。 參與者應接受同事的個性特徵，顧及別人感受。 參與者在交流的時候，應該傾聽並有所回應，同時也要使自己容易被理解。 還有，參與者要坦誠相見，舉止行為符合當地的社會文化習慣，對同事提出合理建議。 只有當參與者積極地投入，各自履行重要的職責，相互支持、鼓勵，直接交流而不是通過代表，那麼參與才可以說是有效的。 這些準則看起來很顯而易見，但是真正做的時候就會遇到很多困難，或者，我們會有意無意地忽略，視而不見。 當然，行動研究並非只限於多人團體的行動。 多人團體的行動研究一般屬於三人及以上研究實踐(third-person research/practice)。 此外，還有單人行動研究(first-person research/practice)，研究/行動者反思自己的生活，工作，找出問題，並採取行動。 二人行動研究(second-person research/practice)是通過參與者面對面的交流溝通達成的，多人團體的行動研究也可以屬於這種類型，只要團體內的成員都能夠相互認識，相互交流。 (Reason 2004, Torbert 2001:250-260) 2 在實踐中構建理論 在實踐中構建並檢驗理論是通過詳細考察並反思參與者的行為，和背後的原因達到的。 比如，參與者如何看待問題和所處的環境？ 他們希望取得怎樣的成果？ 他們希望採取怎行的方法？ 他們實際上用的是什麼方法？實際的結果是什麼？ 等等等等 3 把理論的描述，解釋和檢驗結合在一起 參與者在形成理論知識的過程中，要在行動的經驗背景下對理論加以檢驗。 理論的產生和檢驗不需要分成相區隔的階段。 首先，明確行動的目的和希望得到的成果，然後在行動過程中總結理論，觀察自己實際的行動和實際得到的結果，以及它們和設想的目的、結果的差別，反思原因。 4 參與者在自由選擇價值目標的基礎上提出改變現狀的方案選擇，達成行動。 三行動研究的政治目的 行動研究是以改變世界為目的的，那麼，行動研究希望把世界改成什麼樣子呢？ 一言以蔽之，民主！ 再具體一點說，就是改變權力關係，解放底層! 參與式行動研究是一種社會實踐，幫助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成為自主，負有責任的社會成員。 行動研究和民主的理想聯繫在一起。 在這個意義上，行動研究是對於民眾，通過民眾，為了民眾的研究(a research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Park 2001:81)8 類似的，戴維.J.格林伍德和默頓.列文也表示： 我們把行動研究制定為創造具有解放潛力的新知識的民主過程。 那麼顯然，調查研究的過程必須以解決對於當地參與者來說有重要意義的問題為目標，調查研究過程中產生的知識必須增強參與者對於自己處境的控制力。 (1998:77)9 那麼，面對“民主”的終極目標，我們是馬上拍手稱好，還是馬上換成懷疑的面孔，審視又一個西方化的普遍民主模式？ 都不要過早下結論。 起碼，行動研究所提倡的民主，有兩個特徵值得注意。 首先，根據上述行動研究的理論基礎，這裡的民主應是由特定地區的當地民眾在參與過程中共同提出的目標和方案，這種民主是取得了共識的民主。 第二，也正因為如此，這種民主不同於普遍抽象甚至空洞的民主，而是具體的，帶有地方特色，文化背景的民主。 可以斷言，不同地方，不同時間，不同的參與者，通過行動研究所取得的民主成果都是不同的。 民主是個複數，而不是單數。 另外，拉曼(Anisur Rahman)根據他在“第五屆行動學習，行動研究和過程管理世界會議”，“第八屆澳大利亞巴拉瑞大學參與式行動研究會議，2000”，“牛津國際研究和培訓中心研習組，2000年4月”，以及“美國常青藤高校國際日，2000年4月17日”10上的發言，總結作文指出了當今國際局勢和行動研究所應該採取的戰略，很有啟發。 (2004: 9-23) 簡而言之,拉曼在縱覽了國際資本主義發展本質和貧困的關係後，認為由於當前沒有一種能夠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相抗衡的別種意識形態，本質上的社會變革已不再是我們所處的歷史階段的核心問題，在根本上具備了地區性特徵或和特定問題相關的草根社會行動是行動研究所應關注的。 在行動中，人民和民族國家理應為了自我實現自由選擇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多樣化將豐富人們的生活。 結語 本文從行動研究的名稱，歷史和定義；理論基礎；以及政治目的三個方面對行動研究加以說明。 概括地說，人類存在的參與本質，理論與實踐，行動與研究的同一性，民主的政治目的是行動研究最主要的特點。 但是，由於行動研究一般都在具體的社會文化背景，問題解決中實施，其經驗推廣和理論提升就有一定局限。本文的缺陷是沒有涉及行動研究不同流派之間的差別，也沒有空間提供行動研究實例。 聯繫到目前中國的情況，筆者相信已經有學者關注行動研究，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中，已有一大批的實踐者投入行動，為解決諸如女性權益，三農問題等社會問題而努力。 問題在於：1，學院和實踐者之間是否有所聯繫和互動？ 2，不同的研究實踐之間是否切磋交流，信息傳遞是否暢通，聯結是否緊密？ 3，是否有必要在現有的實踐基礎上借鑒行動研究理論？ 4，網絡陣地是否可以為我所用？ 注：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頁 2 轉引自Greenwood, Davydd J. and Levin, Morten: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Social Research for Social Change P19 原文：The best way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is to try to change it. 這句話已成為行動研究圈內的口號式語句。 文中人名，詞條，概念，引文皆為筆者個人所譯，譯文之後附原文，以供參照，批評。 3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s action-oriented research activity in which ordinary people address common needs arising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in the process, generate knowledge. (Park 2001:81) 4 Action science is a form of social practice which integrates both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knowledge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learning with and among individuals and systems whose 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uniqueness,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Action science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social science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science-based professional practice. (Friedman 2001: 159) 5 … that action research is a participatory, democratic process concerned with developing practical knowing in the pursuit of worthwhile human purposes, grounded in a participatory worldview, which we believe is emerging at this historical moment. It seeks to bring together action and refle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articipation with others, in the pursuit of practical solutions to issues of pressing concern to people, and more generally the flourishing of individual persons and their communities. (Reason and Bradbury 2001:1) 6 “Returning back to positivism, this school of thought is dead in theory.” 7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on research we find that the emphasis that deconstructive and post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s place on the metaphor of 'text' is limiting. There is a lot of concern with discourse, text, narrative, with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but little concern for the relationship of all this to knowledge in action. Neither ask what the text is actually for. As Lather, also writing within the postmodern tradition points our 'The question of action… remains largely under-addressed within postmodern discourse'” 8 “PR is a social practice that helps marginalized people attain a degree of emancipation as autonomous and responsible members of society. It is allied to the ideals of democracy, and in that spirit it is proper to call it research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9 “We frame AR as democratic process supporting the creation of new knowledge that potentially can be liberating. Obviously, then, the inquiry process has to aim at the solution of problems important to the local participants,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ed by the inquiry process must increase participants' control over their own situation.” 10 這些會議分別為: the 5th World Congress on 'Action Learning, Action Research and Process Management' and 8th on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at the University of Ballarat, Victoria, Australia, 10–13 September 2000; and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INTRAC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Centre) Workshop on 'Evalua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Focus on People's Empowerment' at Oxford, England (3–7 April 2000); and at the Evergreen State College, Washington, USA on the International Day (17 April 2000) of its 'Earth Week' celebrations. 參考文獻： Brydon-Miller, M., Greenwood, D. and Maguire, P. 2003 “Why Action Research?” in Action Researc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Vol.1 (1) July 2003 P9-28 Fals Borda, Orlando 2001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in Social Theory: Origins and Challenges” in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ed) Peter Reason and Hilary Bradbu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27-27 Friedman, Victor J. 2001 “Action Science: Creating Communities of Inquiry i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in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ed) Peter Reason and Hilary Bradbu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159-170 Greenwood, Davydd J. and Levin, Morten 1998 Introduction to Action Research—Social Research for Social Chang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Gustavsen, Bjørn 2003 “New for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role of action research” in Action Researc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Vol 1(2): P153–164 Gustavsen, Bjørn 2001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Mediating Discourse” in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ed)Peter Reason and Hilary Bradbu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17-26 Gustavsen, Bjørn 1996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Science: An Uneasy Relationship” in Beyond Theory—Changing Organizations through Participation (ed) Stephen Toulmin and Bjørn Gustavse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5-30 Park, Peter 2001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n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ed) Peter Reason and Hilary Bradbu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81-90 Rahman, Anisur 2004 “Globalization--The emerging ideology in the popular protests and grassroots action research” in Action Research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Vol. 2(1) P9-23 Reason, P and McArdle, KL 2004 “Brief Not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ction Research” in Understanding Research Methods for Social Policy and Practice ed by S. Becker and A. Bryman, London: The Polity Press.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bath.ac.uk/~mnspwr/Papers/BriefNotesAR.htm accessed 4 Jan 2005 Reason, Peter 2003 “Pragmatist Philosophy and Action Research—Readings and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Rorty” in Action Research Vol.1 Issue 1 July 2003 P103-123 Reason, Peter and Bradbury, Hilary 2001 “Introduction: Inquiry and Participation in Search of a World Worlthy of Human Aspiration” in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ed) Peter Reason and Hilary Bradbu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1-14 Reason, P 1998 A Participatory Worldview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bath.ac.uk/~mnspwr/Papers/Participatoryworld.htm accessed 4 Jan 2005 Stringer, Ernest T. 1996 Action Research—A Handbook for Practitioners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Torbert, William R. 2001 “The Practice of Action Inquiry” in Handbook of Action Research—Participative Inquiry and Practice (ed) Peter Reason and Hilary Bradbur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250-260 |
http://www.sass.cn/skynews.asp?newsid=14880
